看《工人日报》2007年9月4日吴学安的一篇文章，大意是自胡戈恶搞以来，恶搞的潮水铺天盖地，不仅有草根甚至连一些专家、教授也纷纷加入。作者认为：“当偶像和经典不断被颠覆，并且颇受欢迎的时候，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底线何在？当传统文化被解构并且只有解构而没有建构的时候，我们应该反思，文化的脊梁一个个被消解后，华夏文化该如何挺立？”

　　初看，此言论相当不错，且很有见地，但是笔者有不同的看法。

　　在中国很有一些研究社会的人或者说对社会感兴趣的人在研究社会的过程中以及谈到社会问题时，缺乏一个对社会现有事实认真考察的态度和视角，如同闭门造车一样，说出的大道理很对，但是却不是基于实际情况出发的一种臆想，这恐怕也算一例吧。

　　恶搞目前的确风行，要说恶搞追根溯源其实创始人并不是胡戈。胡戈只是把此推向了高潮而已，最早恶搞的人应该是王朔。他的言论“我是你爸爸！”、“我是流氓我怕谁？”等等其实就是恶搞的源头。这类言论如果放在一个有着平和心态的社会里应该不会引起足够的重视，更不会掀起波澜，只当是无聊罢了，但这些言论在当时文化界引起一片震惊，同时亦很盛行，尤其是北京。震惊倒不奇怪，盛行就不免让人难堪！如此无聊的语言为什么让大众如此心悦诚服，颇加赞赏呢？这倒是一个应该让人深思的问题。

　　答案很简单，这些语言中有一种让老百姓久违了的东西——叛逆精神，那么为什么要叛逆呢？如果人们心情愉快恐怕不会有此心理需求。这是因为绝大多数人太循规蹈矩了！那么循规蹈矩又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知道德国国民循规蹈矩到了让中国人惊讶甚至可笑的地步，但是他们的社会却很平和，为什么他们愿意继续循规蹈矩而我们不愿意呢？答案很简单，区别就在于中国当时的‘规’与‘矩’和德国的不一样。如果我们的规矩是合理的，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那么人们遵循的意愿就会大得多，反之就会对不合理的规矩逐渐产生不满甚至想要变革的情绪，最终引发为种种叛逆的行为。这就是当时一句很邪门的话语居然如此受到追捧的原因。

　　再说胡戈之后。如果我们大多数的规矩都是值得称赞的，那么恶搞的现象只会发生在一小部分区域不会如此泛滥。一个小小的胡戈居然搅得连带“专家”、“教授”都参与进来的各范围、各领域的“恶搞”浪潮，说明大家已经十分不满于当前的“循规蹈矩”了。事实上，恶搞的岂止是文化界？那个举刀刺向城管的小摊贩，就是对‘不顾弱势群体的生存，只求卫生城市的靓丽’的恶劣“规矩”的一种激烈的反叛，但却是以牺牲生命为代价的。可见，规矩如果变成了畸形却不改，那么挣脱束缚就成了必然！

　　再说文化。任何一种文化和社会都不能够割裂开来。文化到底需要不需要偶像？我看不需要！尊崇偶像意味着缺乏批判地盲从。文化绝不仅仅是一样东西，它是一个很笼统的大杂烩。任何一个人也代表不了文化，孔子行吗？中国近代史上的两次反孔事件已经昭示了他的欠缺之处。别说中国文化中有很多糟粕和垃圾需要清除，国外的也一样有不合时宜的杂什。大哲人叔本华让人仰慕，可是他也有一句言论惊世骇俗：“女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正经。”如果他是一个疯子我倒不介意，可是作为一个哲人不知道他的不正经的概念是怎样的？对于这样一个哲人用“不正经”来形容所有的女人，我不知道他是基于什么样的事实依据，按常理如果他说得对的话，那么人类应该自他以后就绝灭了，因为假如每一个女人都不正经的话，她们是不会去认真养育孩子的。此番言论更让人奇怪的是他自己的出生是否和他母亲的不正经有关。

　　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化都有其局限性，都不值得后人全盘继承，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如同营养一样，对于再好的营养食物每一个人的肠胃都不会完全地去吸收，总有一些不用的或者消化不了的东西被排出体外，至于好营养不被吸收那也是常有的事。

　　作者担心“当偶像和经典不断被颠覆，并且颇受欢迎的时候，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底线何在？”笔者真觉得好笑，没有恶搞之前，我们就有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了吗？我们有道德底线吗？请问是什么呢？笔者在广州、上海、北京等三大城市呆过都不止三五天，感觉那不是有没有道德的问题，而是完全被道德所抛弃了的城市！！乡村还稍微好一点，但也正在变化，以前是把最好的粮食上缴，现在是把最差的粮食拿出去卖，现在有些农民不吃自己种出来的粮食，这还有道德底线吗？如果有，我国当今的事批男权问题怎会屡屡见诸报端呢？这背后的深层原因以及所反映出的各种社会问题恐怕才是我们应该深刻反思的。

　　不要再自欺欺人了！总不至于说“三妻四妾”吧，这倒是一个潮流。

　　还有笔者认为作者的：“当传统文化被解构并且只有解构而没有建构的时候，我们应该反思，文化的脊梁一个个被消解后，华夏文化该如何挺立？”的发问也是杞人忧天。俗话说不破不立，对于当前的已经没有什么社会核心价值观和道德底线的“文化”来说，不如彻底把它打烂，让我们以及后辈重新建立起一个崭新的文化体系出来！

　　中国的“文化”需要大清洗，假如那也叫文化的话，所以恶搞就当前中国社会来说还是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的。